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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商丘74岁的徐某从家中“消失”，家人焦急寻找数小时，最终在楼下发现她的遗体。她是从4楼公共走廊的窗户坠下的，窗台高度只有88厘米，没有护栏，也没有限位器。悲痛的家属一纸诉状，将小区开发商和物业告上法庭，索赔34万多元，然而一审全被驳回，二审才改判对方各赔1.6万多元。这场官司背后，到底谁该为老人的命负责？
74岁的徐某，家里人一直叫她“徐妈”，平时总是起得最早。
天还没亮，她就会穿上厚外套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烧水，生怕吵醒家人。
可那天早晨，屋里一片安静。
曹某迷迷糊糊醒来，伸手摸了摸旁边的床铺，冰凉的。
厨房的水壶没有开过的痕迹，灶台也是凉的。
“妈呢？”曹某皱着眉喊了一声。
另一位家人答：“会不会下楼遛弯了？”
“不对啊，这么久还没回来。”
话音刚落，心里就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他们顾不上多想，立刻分头去找。
从家里的每一个房间，到楼道、院子、小区周围的大街小巷，都被他们翻了个遍。
平时徐妈爱去的地方，也全都跑到了，可就是不见人影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焦虑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每个人的胸口。
直到早上8点54分，曹某冲到9号楼下，一抬头看向四楼的窗户，又低头看向地面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
地上，安静地躺着的，正是徐妈。
“妈！”那一声喊，撕心裂肺，听得楼上楼下的人都探出了头。
有人急忙拨打了120。
几分钟后，急救车来了，医生摸了摸脉，摇了摇头：“已经没了。”
民警也赶到现场，仔细勘察后说，老人是从9号楼4楼公共走廊西侧的窗户坠下来的。
那是一扇普通的窗户，窗台高度大约88到89厘米，比国家标准的90厘米还低一点，关键是既没有护栏，也没有限位器。
曹某当场就红了眼：“这窗户也太低了吧！又没个挡的，谁设计的？不想要人命了吗！”
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，让整个家庭陷入巨大的悲痛中。
徐妈平时身体硬朗，精神也好，没听说过有啥病。
她喜欢跟邻居聊天，种花养草，从没给家里添过麻烦。
谁也没想到，她的生命会在这样一个平淡的早晨戛然而止。
悲伤过后，家属开始追问：这场意外到底是谁的责任？
如果窗台高一点，或者有护栏，这一切会不会就不一样？
很快，他们查到，小区是某乙公司开发的，物业由某甲公司管理。
家属一合计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于是，一纸诉状，把开发商和物业同时告上了法庭，索赔34万多元。
他们的理由很明确：开发商建房时窗台高度不达标，没加防护设施，物业在日常管理中也没有安装限位器或者护栏，安全隐患显而易见。
然而，一审的判决，让家属的心凉透了。
法院认为，他们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建筑存在直接导致坠亡的安全隐患，也不能证明物业在这件事上有直接过错，因此驳回了全部诉求。
庭审结束时，家属忍不住当庭质问：“什么叫没错？我妈就是从那掉下去的！你们不装护栏、不加限位器，就没责任吗？”
但法官只是摇头，说法律讲究证据，感情不能当证据用。
家属气得脸都白了，立刻决定上诉。
到了二审，气氛更紧张。
庭审现场，家属的律师拍着桌子说：“88厘米的窗台，国家标准是90厘米，这不是低，是危险！再说了，限位器呢？护栏呢？物业在干什么？这叫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吗？”
开发商的律师站起来反驳：“这位老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她有正常判断能力。
这栋楼已经使用多年，其他住户没有出现类似问题。
事故发生是因为老人自己不慎，我们不能为所有意外买单。”
家属听到这里，情绪一下子爆发：“如果是你妈掉下去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！”
法官敲了敲桌子，让双方冷静。
二审法院查明，老人身体健康、精神正常，确实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但调查结果也显示，窗台高度确实低于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的要求，而且窗户没有限位器。
物业对公共区域的安全维护有合同义务，却没有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。
那么，这件事法律怎么认？
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明确规定，住宅窗台高度不能低于0.9米。
法院最终认定，这起事故主要还是因为老人自己不慎，但开发商和物业各自也要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。
判徐某自己承担90%的责任，开发商和物业各承担5%。
家属的损失，包括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共28.3万多元，另外精神损害抚慰金各2000元。
6月30日，判决结果出炉：开发商和物业各赔1.6万多，其余诉求驳回。
从最初要求34万，到最后只赔3万多，这个差距让家属难以接受。
庭外，家属红着眼问开发商的代表：“这钱，是命换来的啊，你们赔得心安吗？”
对方只是淡淡回了一句：“法律怎么判，我们就怎么赔。”
这一句话，像一盆冷水，把家属的火气彻底浇透。
火药味，从法庭一直延续到了法院门口。
围观的人摇头叹息，有人低声说：“这事儿，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。”
你觉得，这个判决公平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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